■ 高明昌
我记得，我五六岁时，到了冬天，起床，是母亲喊我的，要喊三四次；有时，喊了后，我依旧赖床，母亲会掀起被褥的一小角。我懂了，我就起床了，身体拔出被褥的一刹那，母亲就叮嘱我快点、快点。我站起来，将右手伸出去。母亲说是另一只手，我就将左手伸出去，母亲才将我的手塞进袖口。穿好衣服下床，鞋子也是母亲帮我穿的。我伸出的是右脚，这个与母亲的要求一样。穿好下床，母亲抱起我，叫我双脚踏在踏板上，叮嘱我站稳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母亲帮我穿衣一直帮到天暖的时候。母亲对我说，现在不穿棉衣棉裤了，你的衣服你自己穿。母亲就站在我身边，看着我如何穿法，有时穿反了，穿错了，母亲会及时指出，让我重新穿好，穿好了到客堂间，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掠过一阵欢喜的神色。
八岁时去小学读书，跨出门口第一步，母亲会说，到学校看见老师要立正，要叫的，老师的话要听的，上课要坐好的。但母亲从未叫我拿过雨伞。在海边村，像我这样的孩子，即使估计要下雨，大人也不会叫我们带伞的。海边村的风是海风，海风很大，伞是撑不住的，所以一到下雨天，放学后，我就在教室的走廊里等着母亲过来，母亲每一次都会准时出现。母亲来到了我身边，收起雨伞，问东问西，老师的话听了哇？上课专心了哇？举手积极了哇？要盘问两三分钟，然后撑起雨伞说回家去。那个时候，我就靠在母亲的右边。母亲撑着伞，我就在伞下看脚头走路，有时我侧眼看看母亲。母亲人比我高，我人矮，母亲的伞一直撑向我，也把伞撑到很低的地方，伞顶正好盖住母亲的头顶，母亲有时在伞外的。
读了三年级，碰上天气不好，母亲说拿好伞。然后会说，落雨了，伞要对着风口撑。而到了家里，母亲会周身打量我，看看雨淋着了没有。早上起床，母亲会将我的衣服扔给我，一边扔一边说：衣服你自己穿，鞋子你自己系，被褥你自己叠。吃饭了，母亲说，饭你自己盛，筷子你自己抽。吃好饭后，母亲说，饭碗你自己洗。我都照着做了，也习惯了，大家都忙着，我忙着也是对的。读书回家后，我就拿起花袋，割猪草、兔子草去了。不需要母亲提醒。母亲唯一叮嘱的是：镰刀快口要当心，河边路滑要当心，看见蛇要绕着走。有一次，与几个小伙伴出去割草，母亲当着大家的面说，你们当中哪一个碰着事情了，要派一个人到仓库场喊大人的。母亲十分严肃，大家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齐声喊，明白。
事实上，那时候，母亲有点管不住我了。我就像野和尚出门，出门就是自己的天下。有次割草，去了草庵村，回来晚了，猪棚里的猪饿了，就拱棚，硬是将猪棚拱穿，跑到了路上、田里去了，还去了邻居家猪棚去看同伴。母亲回家后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和我一起先把猪找回来。这样的事情碰着了几次。母亲才对我说，今后你要学会看日头，日头还有几尺高，就该回家烧饭了。其实，我不是不会看日头，而是因为自己玩心重，比如割好草后，还要与伙伴们玩掼草赢草的游戏，一玩就刹不住车。真的是自己忘记了，但我向母亲谎称说，主要是因为割不到猪要吃的草，兔子要吃的草，才晚回的。母亲点点头，笑眯眯地说，下次要多看日头，人晚点可以熬一熬的，猪晚了，猪就不讲道理，要折腾的。
小学读到五年级，我成了少先队员。几十个同学里，只有我和另一位女同学能够戴上红领巾，很光荣的。这在学校里，我从来不会和同学红脸，也不会与老师顶撞。读五年级时，老师叫我每天抄一段雷锋日记到黑板上，说要学习雷锋好榜样，要学在行动上。我就把割草、烧饭、喂猪，当作学习后的行动。这些活儿做好后，我要到仓库场去，那里我们要玩打仗的游戏。这游戏是让一群人做鬼子，一群人做八路军。做八路军的抢着做，做鬼子的没有人举手，但总得有人做，到最后就分配谁做了。几次后，有人挨到做“坏人”时就干脆回家了。为什么？还不是与读书，与家里人管教有关。因为大人们时刻教育我，要做好一个好人。就这样，大家连假扮坏人也不愿意了，因为做了坏人，是要学坏人样子的，比如走路要一脚高，一脚低，看人要贼头贼脑，连眼神也要无精打采。那样子自己看了也觉得对不起自己。
读初中了，饭量突然大了起来，母亲说，饭要吃饱，饭，你自己盛。有时想吃鱼就嘀咕，母亲看出了苗头。过几天，桌上真的有了鱼。吃光了还想吃，母亲会说，再想吃，你自己去捉。我就和伙伴去了海里捉鱼，而且真的捉到。后来，村里人都喜欢捉甲鱼。暑期里，我跟着父亲捉甲鱼，傍晚整理鱼钩，到了晚上下鱼钩，到了凌晨收鱼钩，一夜不睡觉，一夜在跑，但不喊累的，因为我看见天亮后父亲就上工去了，而我可以在家里睡觉。到了十四岁，我就参加村里的劳动了，可以为家里赚点工分了。我跟着村里的爷爷、奶奶们学做农活。比如摘棉花，铲沟渠等，都是简单省力的活儿。那个时候，听的最多的是：孩子，摘棉花应该这样摘，铲沟渠应该这样铲，搬稻柴应该这样搬。爷爷、奶奶不但细声地对我说，而且手把手教我。后来假使自己觉得活儿做错了，问爷爷、奶奶，他们会说，孩子，你自己想想去。这话特别像母亲说的话，我知道我在大人们的眼睛里，我依旧是个真实的孩子。
做孩子的时光很快结束了，但那段时光却镌刻在脑子里。